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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形成与调整主要围绕其控制和剥削欧洲的可行性而非必要性展开，因为必要性不言自明，可行性却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美国将欧洲定位为受控附庸的内在冲动稳定存在，可谓只要“可行”，永远“必要”。考察影响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因素时，应主要着眼于美国自身实力及其对外战略中的主要地缘政治力量。美国相对于欧洲的经济优势越大，便越有能力最大限度撬动欧洲服务美国利益，也更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反之，则为伙伴。俄罗斯向西对冲西方东进的力度越大，美国越有便利条件深度控制欧洲，进而越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反之，则为伙伴。欧洲情况复杂多变，从欧洲内部出发分析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必须分领域、分情境考察欧洲所处的不同状态。当欧洲处于议题性团结或进程性分裂时，美国往往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反之，若处于议题性分裂或进程性团结时，则为伙伴。在美国制造的中欧对立的逻辑与氛围下，中国越是发展强大，美国越有条件制造议题煽动欧洲恐惧、引导欧洲行为，进而越倾向于将欧洲定位为附庸。上述因素仅能较大程度影响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定位，却无法决定美国能否最终落实相应的地位、角色关系。换言之，影响认知的要素未必能够左右认知内容在现实复杂系统中的执行结果。从冷战后美欧各自名义国内生产总值（Nominal GDP）的对比来看，美国相对于欧洲实力优势较大的时期包括小布什政府中前期、奥巴马政府中后期，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这四个时期正是美国对欧战略统筹力度最大的时期，虽然四届政府对欧政策不同，但均可反映出美国对欧洲的附庸定位。冷战后，俄罗斯两次力度较大的“西进”均刺激美国寻求以更大力度统筹美欧关系。两次危机中，美国均因控制欧洲的可行性上升而将欧洲定位为附庸，并借俄罗斯因素争取在美欧利益博弈中的有利态势。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里，欧洲整体处于进程性团结状态，欧洲一体化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并不追求“防务独立”和“战略自主”。在此情况下，美国允许欧洲拥有一定的独立战略意志和自由发展空间。对于欧洲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环境危机背景下的“议题性分裂”状态，美国基本采取不闻不问态度和放任自流政策。这些危机爆发的根源均与美国相关，但美国不仅没有“下场相助”，反而继续将其国内治理和对外战略的副产品转移到欧洲。对英国脱欧形成的“进程性分裂”状态，美国高调支持并采用多种手段巩固欧洲分裂的实质性“成果”。对欧洲争取战略和防务自主以及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出的“议题性团结”状态，美国分别采取了破坏压制和介入利用等措施，试图将欧洲置于服从美国的附庸地位。为团结欧洲共同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一边阻挠中欧合作，防止欧洲对美国离心离德或借助中国力量加强战略自主；一边把欧洲视为遏制中国的工具，推动欧洲分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在同盟框架下对欧洲进行地位降级的可行性条件较为充分，或将一方面继续创造和巩固绝对控制欧洲的可行性条件，另一方面在不过分削弱欧洲的前提下，迫使欧洲为美国利益牺牲自身利益。投资本国、巩固优势。一是维持高额军费开支，确保美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二是增加科技投资，在中长期激发美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三是加紧重塑先进制造业能力，寻回美国产业链优势。弱俄掠欧、坐收渔利。一是继续阻挠俄乌和谈。二是继续怂恿欧洲国家援乌制俄，在削弱俄罗斯的同时，降低欧洲战略自主性。三是继续从多个方面窃取欧洲优质发展成果。强化北约、压制欧盟。一是持续扩大北约成员和北约亲密合作伙伴的范围，强化北约基本实体。二是持续加强北约整合西方内部事务的能力，逐渐蚕食欧盟功能。三是持续增加北约存在感，降低欧洲国家对欧盟的价值和身份认同。拖欧下水、遏制中国。一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立和泛安全化理念进一步塑造欧洲认知，拉拢欧洲共同封锁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空间。二是加紧推动亚太国家与北约合作，接受北约参与亚太事务。三是以北约为平台拉拢某些欧洲国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如果俄乌冲突在未来某一时刻结束，影响美国对欧战略定位的诸多因素又将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欧盟将更有能力专注于发展经济和软实力，美欧硬实力差距可能缩小；二是俄罗斯对欧洲的外部压力下降，美国将缺少控制、剥削欧洲的安全抓手；三是欧洲进程性团结将逐渐取代议题性团结，美国将面对一个自主意愿更强的欧洲。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对欧战略定位将转向平等伙伴，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某些政客不顾现实条件约束，继续谋求将欧洲附庸化的可能。如此，中国的发展壮大将可能成为后俄乌冲突时期美国控制欧洲的主要切入点。
（作者：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摘自《欧洲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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